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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策划了朱朝辉飞越黄河(附图

发布时间:2018-08-20 12:47:34 已有: 人阅读

  1999年6月20日,山西省青年农民朱朝辉驾摩托车飞越黄河壶口瀑布取得成功后,几秒钟的辉煌曾经引起社会的一阵躁动,甚至随后有人企图骑自行车步其后尘,终遭失败之后,关于飞黄的话题渐渐被人淡忘。然而,今年4月29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连续开庭一天半,审理所谓的“飞黄策划”上诉案,再次把人们的目光吸引到“飞黄”的内幕上。

  4月29日,山西省高院的四号庭内,七八个长条椅挤坐着近三十人,其中包括飞黄主角朱朝辉。他是准备来做证人的。大概是长期在户外活动的原因,他皮肤黝黑,在浅外套的映衬下更加突出。但是由于在一审中他已经出庭作证,证明飞黄一事完全由其“干爹”策划,所以,此次法庭没有同意上诉方让其出庭作证的请求。

  由于是终审,控辩双方剑拔弩张,不仅庭上气氛紧张,庭下也都视而不见,甚至最后在庭审记录上签字时,双方律师由于言语不和几乎发生身体冲撞,法官不得不厉声呵斥,警告将执行法庭纪律,双方方才罢休。而双方争执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到底谁策划了此次飞黄活动。

  人们从电视转播的画面可以看出,除了飞黄主角朱朝辉外,另一个最激动者当算当时的吉县县委陈保堂。他亲自出面主持了朱朝辉的婚礼,并认朱朝辉为自己的干儿子。而朱朝辉在一审中也证明,他的飞黄始终由陈策划。

  陈保堂尽管如今已经调任山西省临汾地区的政协,但他给记者的名片上依然注明“原吉县县委”字样,此事似乎也证明,他对吉县有感情。而本来他可以不用上法庭应诉,当他知道开庭时吉县一方处于劣势时,坚持作为吉县一方的委托代理人出庭。他公开表示,自己不需要偏袒,公理在自己的手里。

  大概正因此,他在二审法庭上显得特别激动,站在庭外都可以听到他的发言,律师不得不借倒水之机,让他放慢语速保持镇静。而与之相对应的,被上诉方则言语平缓得多,并声明“有理不在言高”。

  从双方的法庭发言中可以清楚,1999年1月中旬,经过朋友介绍,山西省农科院名优产品科技开发中心的吕吉山认识了正在太原开会的吉县县委陈保堂。最初吕吉山是准备到吉县开发五万亩银杏树。当时的陈保堂正被飞黄的资金所困惑,与吕谈起此事,吕表示可以解决。通过交谈,双方答应合作。此后,双方又通过电线日,陈保堂接到吕吉山的电话,让其带上县政府的公章到太原来,说已经准备好了有关材料,双方可以签字。陈保堂带着县委引资办公室主任和县政府的公章来到农科院中心宾馆。双方见面以后,吕吉山拿出打印好的一份《建议书》,约13000字。双方进行了交流,4月7日,双方签订了委托书。到此,与本案有关的“建议书”、“委托书”、“协议书”相继问世。

  山西省农科院名优产品科技开发中心的吕吉山和张继忠开始介入“飞黄”活动中,并做了一些接待、宣传工作等。

  无论是陈宝堂还是张继忠,都没有对上述提到的建议书表示过疑义。但是,陈保堂坚持认为,这只是一份建议书,并没有被实施。而且,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关于通过飞黄来搞一个大型的募捐活动,以期拯救母亲河等。并非对飞黄本身的一种策划。所以,陈保堂认为,吉县方不应给付开发中心十万元的策划费。

  但是,开发中心代理人提出,陈保堂在阅完建议书后曾经亲笔作出批示,称之为“不可多得的、有价值的建议书,金钱有价,策划无价”等。以此说明,此建议书即为一份策划书。

  陈保堂则当庭提出,这只是批示的部分内容,在批示最后他还提到,“策划难,实施更难,但愿我们以黄河百折不挠的精神,实现我们美好的愿望,收到惊人的效果”,而陈认为,开发中心并未完全履行建议书中的内容。特别是在另一份文件中,规定他们要帮助吉县引进人才、引进资金、引进技术,但吉县觉得事实上,对方没有做这“三引”。属于违约行为。

  对此,开发中心提出,策划人只提供方案,并没有实施的义务。具体的工作应由提出策划要求一方去执行。为此,双方僵持不下。

  在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中写有:“正式协议”签署后甲方即山西省吉县政府应一次性支付乙方(山西省农科院名优产品科技开发中心)策划费十万元。吉县认为,已经签署的协议并非所谓的正式协议。根据他们的理解,除了现有的三份文件外,还应该单独签一份正式协议。那么正式协议在哪里呢?事实上,无论是被告方还是原告都没有所谓的正式协议。

  开发中心提出,正式协议即本协议。一旦该协议签字后就成为正式协议。吉县方面不同意此看法,提出,如果本协议即正式协议,为何不直接称“本协议签署后”。

  在庭外接受记者采访时,开发中心代理人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分歧是由于当时打印文件时笔误所致。双方都承认,从来没有另外讨论过“正式协议”的事项。

  在庭审资料中,记者看到一份开发中心提供的支出费用明细,包括1999年4月7日飞黄策划授权仪式费用、试飞接待等费用、录像带费用、租用办公室费用及估算的费用等近十万元。

  陈保堂在每项费用的支付后面都作了批注,以此向法庭说明哪些费用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无中生有的。其中,大部分是陈不可以接受的。

  但是,一审判决认定,开发中心在飞黄活动中确实做了一些事,基本上尽了义务,应该得到十万元的费用。尽管如此,开发中心的代理人称,一审判给他们的十万元并非他们所满意的。他们之所以没有提出上诉是不想再为此花费时间花费精力。这十万元是他们应该得到的策划费,在合同生效后就应该马上能拿到的。至于费用清单只是想向对方表示,他们曾经做了很多工作,并不是作为索赔的理由。

  尽管山西省高院的判决还没有下来。但是,一些有经验的人已经在猜测,双方最后可能将作出让步。但是,当二审法官询问是否接受调解时,上诉方吉县县委和县政府的代理人表示愿意接受,而被上诉方山西省农科院却当庭拒绝了调解。法官表示,休庭后双方还可以通过书面形式向法庭表达自己的意见或提供新的证据。

  陈保堂表示,对于吉县来说,尽管是一个穷县,但是如果要拿出十万元的策划费还是可以的,他是觉得一审法院要求支付费用的理由不充分,在他看来,对方虽然始终参与了飞黄一事,但是所作所为并不令人满意,有些工作是他们自己愿意做的,并没有人要求他们去做。

  如果说是调研费、交通费或劳务费用,可以凭实际花费的票据来由法院判定。不能就这样简单地把策划人的名义加到对方头上。陈在法庭上提问:“如果他们是策划人,那么我们是什么?”

  而二审主要是针对费用问题进行审理,因此,如果在确定了吉县县委和县政府策划人的地位后,吉县似乎可以接受给予对方一定的费用。因为在一审判决中,双方似乎都已经意识到,山西省农科院名优产品开发中心还是“敲了敲边鼓”。

  开发中心拒绝接受调解主要还是因为坚信自己本身就是策划人,而十万元是对自己建议书认可,并不是在飞黄活动中的费用。如果按照他们的理解,还应该从飞黄活动的收益中分成。能够接受一审判决本身就是一种委曲求全的做法。

  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所做的策划虽然不是对具体飞黄活动的策划,但它是一种宏观上的策划。在飞黄当天,陈保堂在开幕式上也提到此活动的策划方有山西省农科院名优产品开发中心。至于后来飞黄活动中并没有完全依照策划方案去做,也不影响他们的策划人的地位。因为,他们觉得策划中会有许多变量,不可机械地逐条逐字地理解,应随时做一些调整。退一步讲,如果策划方案没有被执行,他们也不认为就完全是自己的责任。

  尽管如此,参加旁听的不少人觉得,无论庭上如何针锋相对,到了庭下,还是有可能接受调解。回想当初,朱朝辉飞黄被称为新一代农民的精神体现,许多人对于飞越的那一瞬间记忆犹新,可是谁曾想到一种壮举之后还会有这样说不清的官司。正因此,接受记者采访的旁听群众都希望双方能接受调解,低调处理。说到底不就是一个钱字吗?(本报记者陈春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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